本来只准备在武汉呆一天，可是船误期了，刘团长便命各组再检查一下准备工作，有不足处及早弥补。自己趁这机会也装一会假牙。他在火车吃烧鸡，吃完后把假牙摘下睡觉，警卫员来收拾卫生，包起桌上鸡骨就往窗外一扔，把假牙和鸡骨一道从车窗扔了出去，第二天团长醒来找假牙，已落在数百公里远的河北省界内。大家看见团长吃饭时那全力以赴的样子，十分同情，觉得这船误期误得很是时候。

工作团在武汉只好停留一周。

人们分开住宿。***和高级专家住宾馆，一般团员分住在两家小旅馆中。小旅馆像个蒸笼，地板墙壁都烫手。白天还好过，上街购买点物资，到江边黄鹤楼避暑，分散一下注意力。晚上最难熬，凌晨两点之前上不了床，一躺下凉席上就印上个深色的人印，使人联想起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的是遭原子弹轰炸后留下的广岛保险公司，那台阶上也有这么个深色的人影。武汉人天黑后都搬了竹椅，铺了草席在大街两侧喝茶谈天。工作团的人没这设备，只好沿着车站到“九千年”药铺之间马路来回闲遛。

车站前比较明亮，有几个食品担，卖馄饨，凉粉和饮料凉茶。占旺元看到离人群稍远处，一盏路灯之下，有人低头在写什么，身后站了两三个人边看边小声议论。古旺元也凑了过去。原来是陶同志。见她聚精会神在写，便不打扰，也绕到她身后，挤进看热闹人群探头观看。才看见她是在画速写。画那些半裸的，懒散的，成堆的，单个的纳凉的人。人们在议论画得像不像。古旺元看得有趣，等陶同志一画完，招呼说：“原来是你！还会画画儿。”陶同志笑着站了起来，说道：“我们学社会学的要搞调查，用得着速写。我学着画，不成样子，只是示意而已。”古旺元说：“这么热的天你都不休息，相形之下我都感到惭愧。”陶同志说：“在学院雇个模特，你知道一小时多少钱吗？这样现成、免费的机会哪里找去？”说着收起速写本说：“我也要回去了，咱们走走吧。”

他俩顺着大街往旅馆方向走。古旺元虽然在文化圈干了好久，单独和女同志在一块还很紧张。为了表示松弛，没话找话地说：“你们访问回来社会学系就要撤了。你到哪里去呢？”陶同志说：“不知道。也许还留在学校，也许彻底改行。”古旺元说：“改行搞美术？”陶同志摇摇头说：“你们这些文艺家都有天才，你的文章我读过，没想到你是这么年轻。更想不到你完全是自学的文化。我们不行，从入学就是学的逻辑思维这一套，凡事都讲三段论法，五个W，搞不成文艺。”古旺元问：“那你希望自己干什么呢？”陶同志说：“听从组织分配呗。我在解放前搞****，去年才入党。像我这样的**员不比你们老同志，要更自觉思想改造，不能强调个人志愿。”古旺元有点不自然地说：“别这么说，你比我进步，我还没入党呢。”陶同志说：“噢。”古旺元说：“我也没入团。我刚从部队下来，我在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团组织。”其实，古旺元没说实话。进城后宣传队就建立了团组织，古旺元觉得参加革命多年，参加青年团太丢份。要么就入党，要么就当一品大群众。陶同志听说他连团员都不是，说道：“我听说有些搞文艺的，崇尚自由，怕入党受拘束。你也是这样？”古旺元说：“我倒不怕受拘束，实在是缺点太多，不够条件”陶同志极认真地说：“你参加革命早，比我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条件，你大概要求不迫切吧？”古旺元如实说：“我想先在事业上有点成就再入党也不晚。一无所能，入了党也不起作用。”陶同志说：“真奇怪，你怎么会跟老教授们有同样的观点呢？表面上学术第一，实际是脱离政治。要说事业，解放全人类才是最大的事业。把个人献给这事业，生命才有价值。今后，离开党的支持个人很难取得成就。我劝你改变想法。”

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单纯，很虔诚，陶同志说这些完全是由衷的。

古旺元觉得这些话是穿军装或灰干部服的人才会说的，从一位剪短发，穿布拉吉，戴近视眼镜的女学生嘴里说出来令人惊异。他笑道：“没想到您政治上这么成熟，大概出身革命家庭。”陶同志说：“我没那个福份。我爹是一家私人银行的经理。”古旺元说：“是接受革命教育后转变的立场？”陶同志摇摇头：“是那个家庭培养了我对资产阶级的痛恨。我母亲是正室，只生我个姑娘，二妈却生了个弟弟。母亲恨我是个女孩，没继承权。弟弟满月那天，她倒提着我的脚，把头放入水池里想把我淹死，幸亏奶妈发现，救了我一命！你看。”她撩起前额上的刘海，露出一块紫黑色的伤疤。古旺元再也没有说笑话的情绪。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