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嗒”一声，门开了，达尔文用手电筒向里面照了照，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一眼望尽，空无一人。

张朋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走进去，搜索了一下，扬手让我们进来。

这似乎是一间办公室，一张标准的办公桌放在中间，上面有一盏老式绿玻璃罩工作台灯，蒙了一层白灰。

台灯边上有一盏老式煤油灯，灯芯上面还有几颗红色的火星，显然是刚熄灭的，旁边放着一盒火柴。我划亮了其中一根把灯点亮，顿时不大的房间变得清晰起来。

只见门后面挂着白大褂，书架上摆了一些七零八落的档案夹和器官模型，柜子上还有一副听诊器。

桌面上有一块金色的小牌子，上面写着Dr.VincentCheung几个字。

这是一个医生的办公室。

我打开抽屉翻了翻，除了一些五颜六色的药瓶，也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嘿！这哥们儿品味不俗啊！”随着迪克的声音，我看见他正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玻璃瓶。

“1979年装瓶的麦卡伦威士忌，没有什么比它更他妈合适了！”迪克打开就往嘴里灌。

“你别，”我拽住他，“搞不好有毒……这都放多久了！”

“这你就不懂了，酒放得越久越好。”迪克露出一个爽歪歪的表情，“搞不好就是这个医生的幽灵把我们引过来的，好不容易来几个人，怕浪费了这么好的酒！”

他又喝了几口，随即递给我：“在经历了这么多见鬼的事后，我觉得你也应该来一口。”

我灌了一脖子，一股难以言喻的火辣从胃里升起来，顿时头昏眼花有点站不住，心情却放松下来。

迪克又递给了达尔文，我们几个就这么坐在地上，松开紧绷的神经，困倦感如潮水一样袭来，这十平米见方的小屋仿佛一下成了最安全的归宿。

我的眼皮开始打架，也许一天，也许好几天，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久没睡了。

“这儿有一个保险柜！”是达尔文的声音。

我顺着达尔文的声音看过去，在房间角落的档案柜下面，有一个保险柜。

“开这种东西干吗，就算里面有一柜钞票都没有意义，人都他妈的要死了，还在乎钱吗？”迪克耷拉着眼皮，不以为然。

“我觉得这里面应该不会有水和食物。”不知道为啥，这次我站迪克。

“如果刚才的灯光是为了把我们引进来，那打开这个保险柜似乎是唯一能说得通的目的了。”达尔文没有在意我和迪克的话，而是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保险柜的密码锁，又拨弄了几下。

“把听诊器递给我。”

张朋站在边上一直没吭声，他似乎也对保险柜有点兴趣，但他对离开的兴趣更大：“我们休息一会儿就继续走吧，在这里待得越久越不安全。”

达尔文戴着听诊器，一下下拨弄着密码齿轮，细碎的转动声就像是催眠的咒语，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再次把我唤醒的是迪克的惊呼和沙耶加的声音，过期的盘尼西林居然管用了，沙耶加烧退了，人也清醒过来，迪克正在喂她吃仅剩的能量棒。

“这是哪里啊？”尽管还很虚弱，但她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迪克唾沫横飞地给沙耶加解释着我们如何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到达这里，如何如何遇到怪影子……我惊讶于他这个时候了还能吹牛。

保险柜已经打开了，我向里面看了看，竟然空空如也。

“只有这个。”达尔文拿着几本东西在手里扬了扬，“一些日记。”

我接过其中一本翻开扉页，上面有一个V.C的缩写，应该和办公桌上名牌的VincentCheung是同一个人的。

日记的时间大约从一九五几年到九几年，全都是英文，没有隔行，写得密密麻麻，越往后翻字迹越潦草。虽然年份跨度很大，但笔者并不是每天记录，而且日记内容单一，大部分都是枯燥的生物制药实验记录。

比如：1970年1月31日，××混合剂——效果不好——减量——没改善——加量——好一点——改良——又不好……

又比如：1981年8月10日至9月1日，等待III期临床试验报告，怠工，无特别。

如果这不是一本日记本，我真以为这是学术论文。一个人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工作怀揣着极大的热情，是不会在私人日记里记录工作上的事的——就像我不会在博客上写数学课学了什么方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