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我的英文词汇只停留在日常用语5000个，高深的词一点也看不懂，更别说药剂名称了，才看了两眼我就觉得头昏眼花，里面的内容已经超越了我的知识范围。

“我想，他之所以对药物研发这么上心，是因为他本人就有某种严重的遗传病。”达尔文说。他应该在我睡着的时候已经把日记看完了。

“啊，什么病？”

“他没有明说。”达尔文耸了耸肩，“但里面提到了，他的遗传病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成年后的每一天都可能爆发，他希望能赶在疾病夺去性命之前把药物研究出来。”

“所以他开发了MK-58？”

达尔文点了点头：“他的大多数日记都是没意义的——至少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但这几篇你应该看看。”

我才留意到日记有几页被折了个角，最早的一篇是从1958年5月开始——今天又做了那个梦，那些印第安人用虹膜变异的眼睛盯着我，一时间我竟然分不清谁才是魔鬼。醒来喝了两杯伏特加，自从实验基地转入地下，我很久都分不清真实和梦境了。

我已经从1953年被选中参与到“拓荒者计划”的巨大喜悦中逐渐冷静下来。那时候我太年轻了，盲目地相信这个计划开发出来的药物是划时代的，甚至能改变人类的进化史。试想一下，那些几千年来带给人类死亡的疾病和瘟疫都画上了句号，癌症和遗传病都不再是什么医学难题，我们甚至能走向不朽，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飞跃！

可当战争爆发后，同样的制剂，在我们科学家手里能治疗疾病的工具，到军方手里就变成了致命的病原体，和那些无辜的人的噩梦。

如果不是在这儿亲眼所见，我绝对不会相信他们竟然能在条件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将MK-57给人类服用。但他们确实这么做了——他们随机选择了一个印第安小镇，让普通人染上致死的疾病，再把他们赶到地底，把他们变成不见天日的小白鼠。

每每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发抖，疯了，所有人都疯了。

MK-57连动物II期临床实验都没有通过，所以人体实验的失败是必然的。无论再怎么调整药量，对那些印第安人来说都只是饮鸩止渴，他们永远都不可能痊愈。可当我今天把这个结果告诉埃米尔上校的时候，他只是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他知道了。

我委婉地向他建议，这个实验进行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应该回到制剂的开发阶段，再重新做一次更加完善的动物实验。

“快？那你告诉我怎么样才不算快？”埃米尔轻蔑地看着我，就像我是中世纪某个乡村的无知农民，“是不是要等到苏联人打过来的那一天才不算快？你没看见吗，苏联的卫星和宇航员都上天了！你还在这里瞻前顾后！”

我被他骂得脸一阵红一阵白。我感觉到了恐惧，可我的恐惧并不是来源于苏联，而是我害怕因为言行不慎被驱逐出研究团队。

整整五年，我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如果让我选择抛弃一样东西，我宁愿抛弃传统意义的道德，去换取力量。药物学的进程和任何历史一样，没有牺牲就没有进步，我没有立场去同情任何人。

“你的动物实验，我们会尽可能地支持，但别忘了我们现在最迫切的目标，是培养出最强大的士兵，即使身在核爆中，也不惧辐射和原子尘，能够在严寒中穿过西伯利亚平原，直取赫鲁晓夫的咽喉。”埃米尔离开的时候嘱咐我，“下次我要听到好消息。”

但我心里知道，好消息并不是短时间就能等来的。

下一篇折了角的，日期为1961年10月1日。

忍无可忍，我终于和埃米尔正面起了冲突，我顾不得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他撕破了脸。这几年我就像是一个浑浑噩噩的赏金猎人，他们想让我挖出世界上最大的宝藏，却不给我哪怕一张藏宝图或者传说中的线索。

“你听好，这是我第无数次要求，我必须知道药剂成分的来源，否则我永远也配不出来！”我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以为生物科技是儿戏吗？给我一些不明出处的原料，就让我点石成金？”

我这么说的时候是真的想放弃了，将近十年的研究，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原料是什么，虽然它的成分和普通动物的组织样本相似，可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生物——这会是什么？

我尝试做过亚型匹配，却发现它可以属于陆地上甚至海洋里任何一种已知的动物。它的真皮组织和两栖类十分相似，但又和肛肠科一类的原始动物一样没有皮下血管；它皮肤上的毛孔表明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