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娘十多岁上得了羊痫风，犯起来，一头栽倒，两眼翻白，胸膛里发出一种狼嚎般的惨叫。平时，这个陈女在家缝麻袋赚钱，模样长得满不错，高高大大的个子，一身雪白的肉，细眉凤眼，活象古画里的那种唐朝仕女，就是神情有点痴呆。

这也能算文学作品里的人？性格特征、思想观点、行动逻辑都在哪儿？热天就是容易出荒唐事。我怎么冒出这么个念头来了？

“你说，陈女——她怎么了？”女编辑急切地追问我。难道她会感兴趣？怪了！好吧。

那年秋天，有个卖萝卜的老头从小巷里经过，看上了陈女，要娶她回去做儿媳。老头的儿子也是个半痴半呆的傻子。老头家送来了几百块钱的财礼，里里外外好几套衣服。陈女哭着嚎着，在地上打着滚，不愿去。不去怎么行？这辈子不嫁人吗？爹妈如何养得起你一辈子？连哄带打，拖着拽着，把陈女嫁过去了。拜堂的那天夜里，卖萝卜老头把小俩口弄到一张床上。傻女婿倒还懂得传宗接代的事，陈女却死活不干，不让女婿跟她睡一头，捶他，掐他。女婿不留神碰她一下，她用尖尖的指甲把他脚底板抓得鲜血直流。卖萝卜老头半夜过来，一见这样，叫了全家人一齐动手，把陈女捆住，结结实实揍了一顿。陈女跟杀猪一样地嚎，左邻右舍全听见了，没有人来劝解。天朦朦亮，陈女赤身露体从男人家逃出来，从此完全疯了。

“哎呀！”女编辑惋惜地摇摇头。到底女同志心肠软。

一个戴眼镜的编辑提醒我：“你哥哥，你忘记说了。”不是忘记说了，是不打算再说。有些事情，想着挺有味，一说出来，完了，你会发现就跟什么都没说一样。

我的哥哥，原来在北京读大学。“文革”开始那年，因为学校武斗，“逍遥”回了家。哥哥是个文弱、沉静得近乎女性的男子。他学的是音乐，回到家里，整天趴在厅房里那一架老掉牙的钢琴边，叮叮冬冬弹着谁也不懂的曲子。哥哥很少跟我们说话。他的眼睛很大，很美，但是不亮，朦朦胧胧的，带着一种忧郁的梦幻一般的色彩。他弹琴的时候，全家都踮着脚尖走路，连那个陈女也总是端个小凳坐在厅堂门外，一边缝麻袋一边侧过耳朵听。常常地，她的脸上会浮起一丝奇怪的微笑，两眼痴痴地盯住哥哥的身影，嘴里不知道在嘀咕什么。当然，那是在她完全疯了以前。

“完了？”秃顶的老编辑颇为遗憾地盯了我一眼。不，没有完。我说不下去了，是不知道怎样说下去。乱了，什么都乱了，人物、情节颠三倒四。

“完……了。”我提心吊胆地望着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我不会说故事，结结巴巴，淡而无味。在场的另外两个业余作者，其中一个拿手掌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我看见了。妈妈是个模范教师，一课书能讲十个小时，却没有分一点口才给我。真不该说这个故事，要是写出来，绝不会这样寡味，这一点，我很自信。

沉默。

该死的沉默，意味着不受欢迎，意味着失败。如果我是一个百万富翁，我一定用我全部的财产买下这个词来，扔进太平洋去！

女编辑笑容可掬地探过身子：“这个故事，你想用来表达什么思想？”她的话音里带有一种“嗡嗡”声。不，也许是电扇的声音，我全都混成一片了。表达什么思想？全力以赴应付这个问题。

反封建？反官僚主义？揭露不合理的现象？歌颂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全不是，全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个不堪一击的失败者。没有“思想”的故事，滚进垃圾堆去吧！但是，我确实喜欢它。

“这故事挺有意思。”戴眼镜的编辑点了点头。

“还有什么构思？再说说。”

“再说说，写什么？”

十来张急切的面孔一齐朝着我，十来种声音组成不谐和音。又是一阵浓浓的猪油味飘来，这回不再恶心，两根油条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

“有那么一对孪生姐妹，一天夜里做了同一个梦……

“癌病医院有一片草地。一个病人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垂死的蚂蚁。他想帮它回家，伸手去掐起它来，结果，稍稍用过了劲，把蚂蚁掐死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某一天，气温高得超过了人体所能容忍的限度……”

天哪，我都在胡说些什么。几个编辑互相微笑，女编辑几乎朝我探过大半个身子，那个业余作者瞠目结舌的脸，脸上刻着两个字：怪诞。我受不住了，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可怜的一点自信心丧失殆尽。我什么也不会写出来，我是个笨蛋，糊涂虫，上不得台面的人。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