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句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一进机关，我就从每件小事做起，把扫地当作扫天下一样认真去做，一点一滴，小心谨慎。从打开水、扫办公室，到写材料，每一件事仿佛都是在“扫天下”。我工作得特别来劲，也很快得到了器重。《论语》中说的君子四道：行己恭，事上敬，养民惠，使民义。我是确确实实每日用它来当作反省自己的标杆。年纪轻轻，已好像一个老夫子了。我的名声一下子传了出去，年轻有才，快笔，老成。所以，在小地方的政府机关里，我的仕途走得很顺。

我初入仕途，唯一同别人不协调的就是我不肯提那种黑色的人造革皮包，而是背着一个黄书包，那都是跟电视剧《星星》里的李向南学的。办公室的同事便老是说我，不像个干部，像个中学生。我坚持背了一年黄书包，后来妥协了，也跟人一样，改提黑色人造革皮包了。我现在经常想起，20年前，溆水河边，一个青年手提黑色人造革皮包，昂首挺胸，走过街巷，去县政府上班，真是有些傻！我在网上看到一种指责，说我是官场失意了，才写小说，似乎是说我吃不到葡萄就讲葡萄酸，真是太小看我了。如果硬要把失意同小说扯上关系，也应该颠倒过来。我是因为写小说而同官场矛盾，而不是因为做不了官了就写小说。如果我是个把世俗利益看得重的人，我不写小说就成了，就能做官。但是，那早已不是我的理想。网上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如果你在网上发言，会碰到很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我虽非君子，但绝不做小人。

伊渡：您的政治理想是怎样破灭的呢？

王跃文：我原来理解或想象的政治，与现实中的政治完全是两回事。我在政府机关里待的时间越长，就越灰心，越失望，越格格不入。我只能把那种地方叫作官场。为什么呢？因为它具有“场”的特点：其一是它的封闭性，它不是一个开放的吐纳的结构；其二是它具有森严残酷的等级制度，人身依附是其致命之处；其三是它有特定而又隐秘不宣的游戏规则，身陷其中，很难自拔。说起来，我并不是不具备应付官场的能力，但为了赢得生存的胜利而付出人格心理变形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太叫人痛苦了。非不能也，实不想为也。

官场中人脑子里想着的只有如何经营好人事关系，好把自己的官做得更大。他们不做坏事已经不错了。当然，日常工作他们也得做，可别以为他们个个都是怀着某种崇高使命。曾经有人问我，你对官场看法那么悲观，这20多年中国面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没有官员领导和努力，这些是怎么得来的？我回答说，这难道是个问题吗？这些成绩，当然是包括腐败官员在内的全体官员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创业取得的。一条高速公路，投资200亿元，被管工程的大小贪官贪掉两亿元，公路仍然建起来了。高速公路通车仪式上，胸佩红花前来剪彩的那位高官很可能就是这个工程中最大的贪官，但并不妨碍这条路通车。一个国有百货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总经理仅以职务之便，摇身一变就是大股东，一夜之间身家百万乃至千万，而普通职工不是下岗就是沦为老板手下的打工仔。曾经有位这种翻牌公司老板在职工大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你们不要有主人翁意识，你们是雇员！我并不认为雇员这种身份就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那些明火执仗攫取国家财产的人，居然在普通职工面前理直气壮地充大爷，叫人没法忍受。

伊渡：您真幸运，冥冥之中，一切仿佛都在为您以后的写作做准备。救世济民的理想、从政的经历、对官场现实的洞察和思考，以及最后以写作为道路的人生突围，都来得那么顺理成章。

王跃文：这也许就是你所谓的宿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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