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渡：您作品里的人物，我感觉无论哪一种类型，哪怕是以常人的最粗浅的评判标准来看不是好人的形象，您都对他们怀有一种悲悯。您在刻画他们内心的龌龊卑劣时毫不心软，毫不留情，穷形毕态，洞察深微，可您实际上好像对他们又总有一丝理解和宽容，让人在觉得他们可恨，可恶，可耻的同时，又觉得他们可悲，可怜，真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

王跃文：可以说，我笔下既没有绝对的黑色人物，也没有绝对的红色人物，大多人物处于灰色状态，有些人物是灰白或偏近于白色，这已经是读者感觉中的正面形象，比如朱怀镜和关隐达。有些人物是灰色和灰黑色，比如孟维周和张兆林。他们都是现实中很真实的人物。人性里本来就有许多灰黑色的东西，只是平日里没有给予亮相的机会和条件。种种魑魅魍魉得以在官场活动生存，有些是无所忌惮，有些则假以崇高的名目，但无论他们怎样作丑作恶，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可悲的。

伊渡：所以，您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陶凡、朱怀镜、关隐达，抑或张兆林、孟维周，还是《天气不好》中的小刘，都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我还发现，从您的长篇小说《国画》，到它的续集《梅次故事》，其共同的主人公朱怀镜这一形象发生了很有意思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于，在朱怀镜身上，他的人格和信念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漂移。

王跃文：正像我前面所说，我不相信有罗兰·巴特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零度写作”。任何写作其实都或明或藏地蕴含着作者的价值观和人格取向，作者的这种取向也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我虽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并未虚无到嘲笑一切信仰。确实，一个人要想活得轻松、活得强大，莫过于放弃一切对现实生活的反抗，在废墟里把自己也变成废墟。即使在自己身上偶尔也萌发出困惑、疑问，但很快又自觉地加以嘲笑。他没有任何需要证明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有软弱。这种人有吗？我小说中的张兆林、皮德求、孟维周就是这种人。但我总得有能够表现出我的价值取向的人物，我就在朱怀镜、曾俚、李明溪、孟维周等人身上作了一些表现。《梅次故事》中，朱怀镜毕竟在挣扎与犹豫中不断反省，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反抗，对趋利避害本能的背离。我不知道这样写朱怀镜是不是多少有些生硬牵强，我只想表明，我对中国文化中的丑恶是绝不认同的。

伊渡：您刚才说到官场游戏规则，您是怎么理解“官场游戏”这个词的？

王跃文：我觉得官场游戏，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在官场中“玩”，在官场中混得好，如鱼得水，应该叫“玩转”官场，“玩得转”。游戏有时反而非常严肃。我看孩子们在游戏时，他们的态度简直是虔诚神圣。我们所说的官场游戏，恰恰消解掉了它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尽管它正是被假以最崇高和神圣的欺骗面目。我痛恨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这正是鲁迅先生一直尽全力去戳穿的中国的“瞒与骗”。如果游戏的意思就是指“玩”，我对这种所谓的游戏也绝不认同。

伊渡：您有一篇随笔，就叫“拒绝游戏”吧？真是说得斩钉截铁。实际上，戳穿伪崇高和伪神圣，并不意味着对一切真正崇高神圣的否定。比如您前面说的人对自身生命存在意义的寻求和建构，这就是崇高神圣的。如果作为人的本质意义都消解了的话，人确实与禽兽无异了，那才是真正可悲哀的事。话说回来，我其实挺羡慕您现在这种自由写作者的身份。您说过自己现在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我想您离开政府机关前，一定不是这样。

王跃文：称自己为自由写作者，首先是就外部身份而言，指自己的社会角色。当时我在政府机关，文学创作都是八小时之外的事。但却有人背后说我不务正业。我说自己无非是八小时之外不打麻将，不走门子，不干别的阴暗勾当，挤出时间写作。他们却说，白天你人在办公室，脑子却可以构思小说啊！我就无话可说了。如此蛮横的逻辑，都是几十年思想运动落下的毛病，要管你的灵魂，要管你在想什么。如果依这个逻辑，我也可以质问他们，未必他们八小时之内都在忧国忧民？说不定在想昨夜的一场麻将，昨夜的一场贿赂，昨夜的一场色情活动！我说原来写作不自由，重要一点还是指一种内心状态。人的外部身份与他的内心状态往往并不能统一，有时甚至矛盾，背离。有些人能很好地用他的外部身份将内心世界隐蔽起来，有些人则为二者的不能协调痛苦，精疲力竭。这样的人，不论你是做什么的，当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身心自由，那要空耗费掉许多能量，写作更是如此。我现在是职业作家了，写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