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就完全自由了呢？唉！谈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写作，是件很奢侈的事。

伊渡：人在获得更多自由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承担。当年《国画》出版，引起读者广泛关注，几乎洛阳纸贵的同时，好像也给您带来了不少麻烦。因为您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太典型了，谁看谁像，许多人私下里免不了对号入座，所以对您有怨恨。

王跃文：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作为一个读者，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文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看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张嘴脸也许更可怖。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地说我的小说影射了他，他们是不愿意也不敢承认的。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这是事实。个中原因，不言而喻。

伊渡：很多人把您称为“官场作家”，不论您愿不愿意。也有人认为，您的小说之所以红极一时，就是因为选择了当代中国官场为题材。您自己对此怎么看？您选择官场为小说题材，是否有商业意义上的考虑？

王跃文：我不承认自己是什么“官场作家”。这个问题我曾多次谈过。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也就是对权力的崇拜与窥视。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熟悉这种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中人性的异化与挣扎。我其实并不在意评论界或读者口碑上给我的创作贴上什么标签，因为这对创作本身不是个问题。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爱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是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时下出版界的某种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春文学作家？

伊渡：应该说您的官场职业生涯成就了您的官场题材小说？

王跃文：我碰巧曾经熟悉这种生活。身在其中，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外，因此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我的个性、我的价值取向，的确同官场有些格格不入。你得被迫做一个人格分裂的双面人，这是很痛苦的，我很害怕。人性是脆弱的，现实生活强大的逻辑力量逼迫或者引诱着人们把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有些人经历了一个从被迫到自觉的过程，犹如网上流传的那种所谓人生哲学：生活就像被强奸，既然无力反抗，那就不如享受。与其让生活把你强奸，你不如去强奸生活。说实话，当我在网上看到这句话时，我感到触目惊心，非常悲哀。很多人明白道理，却不讲道理。他们清楚，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有很多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同我交流起来，很有共同语言，他们清楚很多事情不能那样做，但没有办法。我琢磨他们，有些人的痛苦是真诚的，有些人的痛苦是装出来的。

伊渡：您觉得官场中都是些怎样的人？

王跃文：如果仅仅把学历作为标准，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官场很流行读硕士、博士。可是精英们的堕落比群氓的堕落更可怕：因为他们是善于理性思维的一类，总会找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所以他们就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我从来不认为官场里的人都是坏人，他们都身为人子人女，人夫人妻，人父人母，都在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无可奈何的环境叫他们身不由己，天长日久他们就会主动或被动做些不堪的事。运气好的，顺水顺风，平步青云，修成正果；运气不好的就翻身落马，成了法律意义上的罪人，道德意义上的坏人。而真正做官员或大官的又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扑腾仍是小公务员。心态正常的处之泰然，心态不好的抱恨终生。

伊渡：回顾中国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思想文化运动，也许就是对您所说的“精英堕落”造成的可怕灾难的最好注解。

王跃文：恐怕是这样。且不管别人怎么对精英作学术上的定义，我所指的精英，是那些文化素质较高且置身于权力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能够决定社会的命运。20世纪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