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您说过，您的小说注重表现“官场亚文化”。您能总结下您的作品中表现了哪些“官场亚文化”吗？

王跃文：亚文化是指在某一主流文化背景下的次属文化，由某一特殊群体共同形成其游戏规则、生活理念、价值观等等。中国是一个有特殊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国政治的主流文化当然是理想主义的忠君爱国、敬德保民、以民为本、鞠躬尽瘁等儒家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提倡礼、义、廉、耻。但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社会使得官场等于权力场，官员即代表权力，权力的异化导致生出权力崇拜和官场的异化。生活在所谓官场这一生态圈中的人，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其职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而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甚而就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在这一生态圈内，有很多形成共识了的潜规则。比如我在小说《国画》和《梅次故事》中写到的：“围绕权力人物，都会形成一个生态圈，衍生各类物种。权力人物一旦失势，生态圈就不复存在了，那些赖以生存的物种就会退化，变种，迁徙，绝迹。其实也没有必要描述得这么复杂，老话一句就够了：树倒猢狲散。”还比如“看法大于宪法”“如今这世道，不怕你吹牛说自己同领导关系如何的好，甚至不怕暴露你如何在领导面前拍马，就怕让人知道你没后台”“官场上不是被抓了就倒霉了，而是倒霉了才被抓”等，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入不了主流话语的共识，但却是在官场生态圈中大家心照不宣的行为准则。这些就是我小说中揭示出的所谓“官场亚文化”。我一直想说的是，我的作品常常遭到误读，有些人指责我的作品因为写得太真实精辟而成了“官场教科书”。我只好苦笑。我的目的是揭示出这一“官场亚文化”的病态及从中折射出的国民性，其意义在于批判和警示。

周新民：现在官僚体制很厉害！

王跃文：其实现在，中国整个是一个大官场。为什么现在的官场小说那么流行？现在所讲的官场在老百姓眼里也不局限于过去那种党政机关，而是把一切公权部门都叫作官场。党政机关、公检法，包括所有公共服务的那些部门、机构，都官场化、泛官场化了。我们把这种文学冠名为官场文学本身就存在着问题，因为官场在词典里面的准确解释是：官场，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

周新民：说得好！

王跃文：就这些东西，那么多的作家在写，而且读者愿意看，要说起来是不正常的。这个社会不正常，人们才会那么去关注官场。所以有人说……

周新民：其实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处身官场的感觉。

王跃文：一个地方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讲到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总容易愤世嫉俗？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它都是有矛盾，有问题的，而知识分子因为他思考能力强，目光敏锐，所以他就会对社会，对现实有所批判，有时会觉得生不逢时。当然也有的知识分子任何时候都会混得很好。曾经有一位通过公考考到一个省里面当了副厅长，他说：“王老师，我也是读书人，我也是知识分子，您小说里面写的所有的东西，您所批判的东西，也是我所痛恨的。但是我现在在官场我没办法，我还是要按照游戏规则玩。我只有到了一定的份儿上，我只有手上有权了以后，我才会……”当时我就说了一句：“这个话，您不要吹牛了！”

周新民：那实际上做不到！

王跃文：对！也是做不到的。现在中国官场的人身依附关系，就像我们在看《西游记》里面的大妖小怪一样的。没有一个官员他不是有来历的，没有一个官员他是没有后台的。

周新民：您怎么理解“官场”？

王跃文：我前面多次提到官场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这样一个贬义词放在某种类型文学的前面，叫人感慨万千。1949年以后，我们是用具有革命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干部”取代了官这么一个称呼。我们后来就不讲官了，就讲干部。尽管毛泽东讲过“官民一致”，但是这是他在旧时代讲的话。到了1949年以后，我们也不讲解放军官兵，而讲指战员，不是指挥员和战士。但是这后来，慢慢才又用到了“官”这个词。我还讲过，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听到下面的局长叫县长叫老板，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个社会发生变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权部门，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官场，越来越显示出其词典意义的官场特点，被民众密切关注。老百姓眼里，官场的边界比传统意义上范围大得多，从党政部门和国家机关，到公检法，到军队，以及所有承担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