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即是其中的典型。您喜欢《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吗？谈谈您对这篇小说的理解。

王跃文：上大学时读过这部小说，印象有些模糊了。总体感觉是小说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风尚是积极向上的。林震到组织部后，遇到的是种种不适应，看到的是种种不理想，他敢于对领导和机关作风提出批评。小说对当时就已经很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作了细致的刻画，似乎除了那位叫赵慧文的女干部，从区委书记、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到组织部两位副部长，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官僚主义，而那位麻袋厂的王厂长则是那个时代的腐败分子。印象格外深刻的是那位起初是组长，后来被提拔为副部长的韩常新，一天到晚声音洪亮地讲着溜熟的官场套话，写着空对空的官样文章，玩着滴水不漏的官场游戏。面对密不通风的官场氛围，面对逻辑缜密的官场套话，林震常常感到无助和失语。那个时代，王蒙先生敢于这么大胆地写小说，我向他表示敬意。

谈论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时候，我突然联想到自己的短篇小说《很想潇洒》。这部小说发表于1992年，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时间相差整整36年。诚实地说，我写作《很想潇洒》的时候，一丝儿没有想到早年读过的王蒙先生的小说。但是，这两篇小说的内在气脉几乎是同构的，差别只在时代风尚完全变了。《很想潇洒》里的汪凡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政府办工作，报到那天遇到的不是不收车费的车夫，而是神色警惕的传达室老头。这个时候的官场时刻处于戒备状态，提防每一个上门的群众，哪怕你是新来报到的大学毕业生。群众同官场的关系，完全不同了。36年，换了人间。汪凡初进官场也不适应，不理想，但不像林震那样是因为看到组织部的官僚主义同社会主义高潮不协调，而是不能呼吸官场里陈腐的官僚气息，不习惯官场庸俗的游戏规则。但是，现实的强大令个人十分渺小，无法选择。36年前，林震经历种种挫败之后，听说区委书记正在找他，马上跑过去敲书记办公室的门。36年后，汪凡经历了种种挫败，突然想起领导约他晚上打麻将，马上离开了冷饮店。

也许，中国文学如果关注现实，永远都存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叙事模式，我的《很想潇洒》逃脱不了，今后还会有人不能逃脱。组织部新来的意，或者无意。因为年轻人走向官场，走向社会，都是不同时代的林震或汪凡，他们面临共同的人生课题。

周新民：新时期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轰动一时，这些小说汇入到了“改革文学”的洪流，充分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锐气，一扫以前官场小说的阴霾。作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当时您应该注意到这些作品了吧？

王跃文：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柯云路的《新星》所描述的所谓新时期，我们可以看作是1949年之后的一个难得的中兴期，经济、政治和社会朝开放和进步的方向变化，导致文坛理想主义情怀复苏。作家怀着可贵的社会责任对生活作出积极回应，涌现出一批“改革文学”作品。但是，正像当时的改革未能彻底有效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样，作家凭单纯的理想主义情怀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也未能回答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改革文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但却未能继续往前走，原因也许就在这里。这些作品是光明的，理想主义的，同时也是虚妄的。改革文学的式微还印证了另外一个文学常识，即文学贴近时代固然不是过错，但文学如果试图功利地回答现实问题会导致文学意义浅薄化倾向，因而其生命力也是短暂的。

周新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风起云涌，出现了许多叙述官场生活的小说，像刘震云的“官场小说系列”，像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等作家，都创作了大量的官场小说。这种现象值得思考。您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官场小说井喷的原因有哪些？

王跃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描写政治生活领域的小说被冠以官场小说之名，单就其命名意义就是耐人寻味的。时代呼唤文学，文学回应时代，这是一条基本的文学规律。一大批作家投入官场文学创作，并拥有前所未有的众多的读者，原因也许就在此处。中国是个政治为主导的社会，官场状态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因此，人们关注官场文学，就是关注自己的生存空间。当然，官场文学受到读者喜爱之后，出版机构非常注重出版此类文学作品，客观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这不是官场文学繁荣的本质性原因。一句话，官场文学的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