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并非过错，但它的流行却又是社会不正常的表现；这同清末流行暴露文学，也许有相同的原因。

周新民：您认为理想中的官场小说应该具备哪些要素？请详细谈谈。

王跃文：官场文学的显著特点是其充满批判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尽管它并不讨巧；哪怕打着暴露的旗号，也是值得嘉许的，尽管还很不够。但是，也有些官场文学一味地展示官场黑暗和游戏规则，甚至流于玩味官场套路，则是不可取的。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人类观察和思考生活的重要方式，官场文学更不能例外。文学能够思考，就担负了它应有的使命，夸大文学的功能是没有意义的。有一种对官场文学的指责，认为官场文学仅仅流于对现实生活的批判，缺乏建设性的社会理想表达，甚至要求官场文学指出美好社会的蓝图。这显然是希望作家越俎代庖，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事都干了。我认为，好的现实主义作家可以在作品中写人性的美好，写生活的美好，但不应该虚构虚幻的社会理想。这样做只能导致艺术的粗糙和思想的肤浅。哪怕是思想家和政治家们用其学说大致勾画的未来是可行的，但如果要求所有文学作品用艺术形象细致地描绘理想社会则是非常可笑的。人类文学史上，发下宏愿试图描绘未来社会美好图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著名的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放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非常幼稚的。《礼记》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写，《桃花源记》中关于太平盛世的梦想，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的乌托邦，这些都只能是美文而非可以实施的社会蓝图。

周新民：通过上述交流，我觉得您对中国官场文学谱系掌握得十分清晰，也理解得很透彻，我想这是您能创作出优秀的官场小说的重要原因吧。您已经创作了一批受人喜爱的官场小说，您以后还会继续创作官场小说吗？

王跃文：我还会写官场题材小说，我觉得这个领域里的人性的幽微深暗还没有写尽，我还有话要说，但我肯定还会写别的题材。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以什么为题材并不是决定作品优劣的主要因素。

周新民：《文学界·湖南文学》2012年第1期发表了您的中篇小说《漫水》，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好评，小说被多家刊物转载。小说中的余公公、慧娘娘等乡村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有一种沈从文《边城》中的诗性气韵。这篇小说别具一格，出手不凡，与您的官场小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也给读者带来了意外之喜。《漫水》是否意味着您开始了创作上的转型？

王跃文：我不承认有转型之说。其实我的作品中已经有一定数量的历史题材和乡土题材的作品，比如我的长篇小说《大清相国》，这本小说一出来，也有人说我的创作转型了；我的乡村题材小说也早就有一些数量，比如《乡村典故》《我的堂兄》《桂爷》等等。其实我的创作，无论是官场题材还是乡土题材，或者是别的题材，我关注的对象都是人，是人在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性。这种人性或是优美健康的，或是扭曲缺失的，我只是贴着人物来写而已。不同的人性特征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我的创作一直是紧贴现实的，一直是从容绵密的。

周新民：我也注意到，在官场小说之外，您也有一些其他题材的小说，这些作品也很有特点，比如您早期乡村题材的小说。您说过您有很深的乡村情结，您会沿着《漫水》的路子，写出一系列这样的小说来吗？

王跃文：我装在心里的创作计划很多，乡村题材是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写作方向。我一直想创作一部与故乡有关的长篇小说，故事和味道就是《漫水》这种风格的。其实《漫水》中的人物和故事，我原本是要用来写长篇小说的，只是当时省作协创办《文学界·湖南文学》需要一个打头的中篇小说，主编约我（写）的稿子，我责无旁贷，只得从命。我对创作乡村题材小说非常有信心。但是，回到前面的话，我身上不存在转型一说，那是访问作家时通常会提到的一个很偷懒的问题。

周新民：您的出生地溆浦，应该属于湘西吧？

王跃文：大湘西！

周新民：屈原的作品中就提到了溆浦。有人说您的作品缺乏地方特色。从您的创作看，您似乎没有去刻画独特的湘西。

王跃文：没有！我后来写《漫水》的地域风貌也好，方言也好，包括那种民间表达，我自认为还是做得很好的。

周新民：也是溆浦的风俗？

王跃文：对！溆浦的风俗，包括语言。但是我写这种现实，官场也好，基本上是一种南方普通话写作。在中国的官场，天南地北，故意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