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二：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您写官场小说，既要追求好看的故事，还要追求富有文采的语言，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王跃文：我是很讲究所谓文采的。我眼里的文采，不是简单的华丽辞藻，不是简单地炫技。我觉得所谓文采，应该是总体的叙事技巧。我会很注意一个东西，就是非常从容地叙事，慢慢儿来，不紧不慢地交代人物之间的关系，前后照应会自然出现。我从不刻意去搞什么东西，但我写了之后，前后都有呼应。自然地带动出来，只须有意无意间存乎于心就行了。

我写任何东西都是不写提纲的，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在心里边，故事就会自然生成。包括我手里边正在写的这个中篇小说，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是源自于我对小时候乡村风情的记忆，不管以后的故事怎么来，我先写，但写着写着，哎呀，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故事自然就生长出来了。我不太讲究刻意去布局谋篇，搞得非常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为小说而小说。那些都不是我追求的，我追求的是别的东西，我注重对生活日常状态的描述。越是日常的生活，越贴近生活的真实，越贴近生活的本质。

符二：这个别的东西是什么？

王跃文：说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国画》，用它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最初在《当代》发表了若干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刘稚女士看了我的中篇小说特别喜欢，然后就去找《当代》的编辑周昌义先生，说：我约王跃文写一个长篇怎么样？他们都有一个担心，觉得我所有的中短篇小说故事性、情节性，都不是太强，也不曲折，吸引人的是大量的细节和味道，以及里面的氛围和气场。这个东西，按照我的编辑的话说，就是王跃文小说的好，就在于他的那种味道很足。

但靠某种不可言说的味道支撑一个中篇、短篇没有问题，支撑一个长篇不知道行不行？我把《国画》写完，他们看了拍手叫绝。这部长篇小说依然是中短篇小说里面所固有的那些味道，居然能把一部长篇小说支撑得非常好，能让读者从头到尾去追着读。

符二：任何一部官场小说，我想写来写去，不外乎就是那点事。所以作品的出彩之处应该是讲述故事的手段和所诉诸传达的语言。

王跃文：所以鲁迅先生鄙薄这种小说，就说：“官场伎俩，本小异而大同。”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过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

如果你写来写去就是这些事，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官场，这么大一个场，有这么多的人在里面，拼搏也好，追求也好，无可奈何也好，有一个值得我们文学认真去对待的官场生态。这种官场生态那么无可奈何，那么叫人关注，里面有体制的原因，有我们本身文化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有我们本身的民族劣根性的原因。

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目前在我看来，有两条是最讨厌的：一是无原则，二是趋利避害。我们评价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和事的时候，处于一个超脱的位置去谈道德谈是非，人人可以舌灿莲花；但是只要跟自己或者跟自己的亲人有某种关系的时候，立场马上变了。这就是无原则。

符二：中国人喜欢执行双重标准。

王跃文：就是双重标准。比如说，我们要求一个官员清廉如水，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利益有关，比方我们的朋友是一个官员，我们找他办事，他不给办，一本正经，两袖清风，我们都会说他六亲不认，白眼狼，不是个好东西。

当然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官员。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上不去。但是如果同样的这么一个人，他以权谋私，给自己的七姑八姨、三亲六眷、亲朋好友什么事情都办了，他们这种腐败和无原则，还会被贴上道德色彩，说他讲义气，够朋友，顾家什么的，标准马上就变了。这就是无原则。但外人看来，他们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再就是我说的趋利避害。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的国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极致。

符二：怎么个极致？

王跃文：就是说对利益的追逐，目前已经到了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地步。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所想到的就是一个“利”字，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官的要做大官，做好位置的官，为的是一个利；做生意的可以不顾商业道德，见利忘义，见得丧德；各行各业的老百姓，骂贪官，骂奸商，但自己若有机会也是利字当头。

符二：您深谙此道吗？

王跃文：如果我深谙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