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静芬记忆深刻的这几件事，褚时健早就没有印象了。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下去。当时，饿死人已经不是稀罕事儿了。中国由“大跃进”转到了大饥荒，史称“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多地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得水肿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时俊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红光农场也不能幸免，1960年，全场职工吃了半年稀饭，很多人得了水肿，大人孩子都处在饥饿状态。

“妻子孩子都来了，我不能让她们饿死。”褚时健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他细细盘算，自己一个月工资22.8元，妻子12元，两个人是34.8元，三个人吃饭，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费，总共24元，还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销，生活起来很紧张。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比别人还是幸运些。他知道，妻子执意从昆明跑过来当山民，是怕他一个人挺不过去。既然来了，他就有责任让妻子孩子过得好点儿。

褚时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开外就是红河，每天出工都要经过。望着滔滔江水，褚时健常常想起故乡的那条江。

一天，褚时健翻腾自己带下来的破木箱，不知怎的，从一堆破烂中翻出了十多个钓钩，这是当年在玉溪钓鱼时留下的。他如获至宝，连声说：“天无绝人之路，有这个我就不发愁了。”

有钩没有线，他把线衣拆了一件，两口子一起扭线。天黑后，褚时健到江边去下钓钩，第二天天刚亮，他就跑去看看战果，好家伙，钩住了四五条长长的鱼。褚时健对妻子说：“这个买卖好整嘛！拿得来鱼，我们就有了一条出路。”

此后，他差不多天天去钓鱼。晚上下钩，天不亮就取回鱼养在小水沟里，傍晚煮鱼汤喝。他说：“那个时候，人要干很重的活计，只有稀饭充饥，那么多人得水肿病，我们家一个都没有得，想想真要感谢鱼呢。”

农场的“右派”和劳改犯不一样，工作范围划定了，节假曰可以到县城里去走走，买东西，赶集。

褚映群这孩子在苦难中长大，懂事，从不对父母提什么要求，只有元江城里那两毛钱一杯的甜水，是她进城一趟唯一想着的东西。褚时健的预算里，每次都留两毛，这也是他唯一能给女儿的。

有一次到县城，碰上卖三块五一斤的高级糖。所谓高级糖，就是有糖纸包着的奶糖。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个稀罕物，买糖的队伍排了很长。映群再也走不动了，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些糖块。

褚时健告诉女儿：“那个糖有什么好，粘在牙齿上揪都揪不断。”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两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队。就在队伍里，两人还在犹豫，褚时健对妻子说：“这要喝两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马静芬看看女儿那渴望的眼神，不忍从队伍里出来。最后，两口子下了狠心，给女儿买了一次糖，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级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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