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婚不久的凌叔华和陈西滢，扬帆远航，东去日本京都，开始了海外撰述员的研修生活。

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京都这座有着东方色彩的古城，对于凌叔华来说是游过的旧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倍感亲切。而对于陈西滢来说，则还是第一次，这座有着东方风情的陌生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和神秘的向往。

刚踏上这块土地，秋天便给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绿瘦红肥的色彩，红云一般把飞翘的屋顶掩映在它的怀抱里，在金色的秋阳下，给这一对旅人凭添了一种金属的质感。

陈西滢说：“这里的秋天太美了。”

凌叔华说：“美只是它的外表，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待久了才能深深地体会它。”

他们先去了京都古城洛东区的京都帝国大学，然后在东山脚下租了一处简朴的小楼，先安顿下来再从长计议。

帝国大学是一所以理工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也是继东京大学成立之后第二所国立大学。一八九一年，二十三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提到，日本仅有一所国立大学，缺乏竞争，对办学和学生培养都不利，建议在西京（京都）再建一所大学。一八九七年议案得到通过，诞生后的大学定名为——京都帝国大学。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就注重国际间的交流，每年有不少外国著名学者和教授来这里任教、讲学、研修和考察。陈西滢和凌叔华就是以北京大学海外撰述员的名义来帝大研修日本现代文学。经蔡元培校长批准，他们的一切费用由北京大学财务部支取。

他们报到后知道，这所大学有五百多名学生，设理学、法学、文学、经济学、工业、农业、医学七个学部，大学院（研究生院）就设在各学部内。

帝大与东大虽为日本两所齐名的公立大学，但他们办学目标迥然不同。东大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帝大则以培养科学人才见长。

帝大有着悠久的日本传统和文化，他们远离首都东京，学校自然环境优美，是一个潜心治学的好场所。创办以来，他们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有理重于文的传统，教学与科研占明显优势，因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京都学派”。

一位校方人员向他们介绍说：“帝大是一所校风自由的大学，校方不过多地督促学生学习，因为学习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要靠学习者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不懈的努力。校方所能做的主要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研造环境，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后来凌叔华和陈西滢了解到，事实上在这里要想拿到学位，比其他学校更为困难。而且这所大学所藏中国文献很多，有的在我们国内很难找到，如甲骨文、汉籍拓本、地图、相片等。

著名作家郑伯奇就是这所大学的留学生。他一九一七年来京都留学，一九二一年与郭沫若等人组成了创造社，一九二六年回国任教。

雷震是一九二三年考入这所大学法学部的留学生，一九二六年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随森口繁治教授攻读“宪法”专业。

凌叔华和陈西滢安排好住宿后，便开始了在帝大为期一年的研修生活。叔华先提高日语水平，而后阅读日本当代作家的小说和诗歌；陈西滢则开始修改去年他翻译的安德烈·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一书的稿子，因为它提供了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重要材料。现在有了时间，修改后拟再写一序言，形成一本书，年底交新月书店出版。

二

研修之余，凌叔华、陈西滢还与日本作家展开了文化交流。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便是他们拜访的一位。他们先写信给谷崎要求访谈，没有想到谷崎竟主动要来看望他们。谷崎按图索骥乘了两个小时火车来到他们住地。在交谈中，谷崎听说夫妇二人想了解日本文学界当前情况，便很快给他们开列了一张戏剧和小说家名单，还在凌叔华的手帕上写了一首和歌。谷崎还主动请夫妻二人共进晚餐，席间他们交流了欧洲作家、中国的京剧名家和日本的艺伎等情况，直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才相互告别。

在京都，陈西滢还给胡适写信，力劝他也来日本居住。并说这里租房容易、氛围平和、查找中文资料也十分方便，与上海居住环境有天壤之别。他还说，这里“山水之清丽，古刹之众多，我们又住在东山脚下，一出门便入胜景，所以倒并不寂寞。”

研修期间，他们常去附近的疏水河边看松写竹画梅，当然还有四月绽放如云的樱花。他们挽着臂，双双走在疏水河堤上，那浅碧清亮的流水，倒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