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楼茶肆应有尽有，街道长石铺路，走了半个小时街市，竟无一个乞丐相遇。

我们找到一处饭馆吃中饭。地方尚属宽敞干净。我们进门便吩咐少放辣子，开出菜来，碗碟内红绿的却都是辣椒。我下了几箸，已经眼鼻淌水，抬头看看他们湘南人，以为他们必不如我们狼狈了。谁知桌上没有一个不面红汗流，一边却很得意的吃着。

饭后已近三时，他们匆匆渡水上车，到长沙城内，已是上灯时分了。

南岳之行，让凌叔华饱尝了衡山灵光独耀的性灵，一扫积在心上的阴霾，创作的灵感又被激活了。

需要补充的是，这位袁雪安老先生，也是一等风云人物，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与蔡锷将军是同窗好友。回国后他曾先后担任北京民国大学代理校长，湖南省代省长，云南、山东财政厅长，湖北省委秘书长，告老还乡后寓居长沙。就在这次南岳之行的第二年，便因癌症病逝了。他的小夫人是贵州人，后嫁戏剧家、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先生。

二

凌叔华从南岳衡山回来不几天，忽然接到诗人朱湘由汉口一个旅社寄来的信，说有事访她。

朱湘是安徽太湖人，一九〇四年生于湖南沅陵，号子沅，十七岁时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加入清华文学社。在那段时间，便开始了诗歌创作，有些诗常交徐志摩在《晨报副刊》发表。朱湘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但他的诗风很像新月派诗体格律，加之他与新月社人员交往密切，朱湘也可以说是新月派诗人。《草莽集》便是他那个时期的作品结集。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认识了文坛新秀凌叔华。

一九二七年凌叔华婚后去了日本京都，朱湘则赴美在罗伦斯大学进修拉丁文、法文及英国文学，后转芝加哥大学进修希腊文、比较文学和德国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朱湘从美国回来后到安徽大学任教，后来当了英文系主任。一九三二年五月，朱湘在聘人与欠薪一事上与校方发生矛盾，便辞职不干了。他表示不再当教员，宁肯当一个行乞的诗人，过飘泊的生活。

过了几天，朱湘果真来到了珞珈山。

几年未见，凌叔华几乎认不出这位当年风韵潇洒的诗人朱湘了。他穿一身破旧的短装，面容憔悴不堪，连长衫都没有穿。

凌叔华说：“子沅，我们从二七年别后，已有五年不见面了，听雪林说你在皖大教书，生活得很不错。”

朱湘打断凌叔华的话：“瑞唐，别再提皖大了。我这个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我不懂，也做不来。”

凌叔华说：“你说的对，这个社会对我们文人真是不公道，武大有些事不比皖大强多少，西滢有时也为此呕气。这个社会，逼着你也得学点为人之道，不然你就无法生存。”

朱湘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凌叔华说：“你途中被窃的事，那天雪林也和我说过，我也很同情你，我这里有几十元钱你拿着，也帮不上太大的忙，你做个回家路费吧。”

朱湘接过钱，道了声“谢谢”。

凌叔华领他到合作社吃了顿晚餐。分别的时候对他说：“子沅，今天就不留你在学校住了，你知道近来战事频繁，国民政府发了剿匪区保甲训令，谁也不敢留客。”

朱湘说：“晓得，晓得。”

朱湘走后，凌叔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讯。对于这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见到他穷愁潦倒的样子，她爱莫能助，心中十分惋然。

过了几天，朱湘的夫人刘霓君来访。她告诉凌叔华，听说朱湘在路上被窃羁留武汉，就从长沙赶来了，可是他先一天走了。

刘霓君于一九二三年在上海与朱湘结婚，先后生了一男一女。

以前夫妻感情极好，现在常常吵嘴，朱湘闹着要离婚。她现在带着孩子住在长沙的娘家。这段时间刘霓君到处找他，偏偏事不凑巧，朱湘去了，她来了；她去了，朱湘来了，走马灯似的转，彼此总是碰不上头。她结婚时的一条金项链，当了三百元，就在追逐中花掉了。

刘霓君还告诉叔华，朱湘有时也很伤感，他对我说：“我们不该生下小沅来，让他在人间受苦！”他又说：“恐怕我要走在你们前面了！”有时他半夜醒来，对刘霓君说：“你要替我抚养我们的小沅和小东啊！”

凌叔华对刘霓君很有好感，她不仅通情达理，而且长得非常美丽。听了刘霓君的诉说，凌叔华隐隐感到朱湘近来的思想变化有些不对头，她也只能劝刘霓君多照顾朱湘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翌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