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失陷之后，国民政府、救亡团体等大部迁移到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在“统一抗战”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再次携手，全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局面轰轰烈烈展开。武汉大学一时成了抗敌指挥总部，武大的操场也变成了军队的训练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等十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文协理事。文协未设主席和副主席，由老舍担任总务部主任，负责协会一切工作。

陈西滢、凌叔华、苏雪林等亦参加了抗敌协会的工作，陈西滢被推举为抗敌协会理事。苏雪林为支援抗战，捐出了平时积蓄的三根金条。

一九三七年秋天，凌叔华在武汉接待了从上海流亡来的萧乾夫妇。

凌叔华对于萧乾夫妇的到来非常热情，马上腾出楼上房间，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书房里。那时日机不断来空袭，凌叔华一家便和萧乾夫妇到湖区跑警报。

杨振声、沈从文这时从北平也逃到了武汉。

杨振声早在清华大学任教和燕京大学兼课时，

就认识萧乾，他是萧乾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

此时从凌叔华处得知萧乾失业，随即收为教科书编写班子的临时人员，萧乾夫妇也从凌叔华寓所，搬到杨振声在珞珈山脚下租借的住房。

由于同住珞珈山，凌叔华和萧乾、杨振声、沈从文这些老朋友常有往来。凌叔华不断给予这些朋友生活方面的照顾，然而，由于时局日紧，不容他们去谈论文学。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空袭日益频繁，这些成了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这群文化人租住的珞珈山下的房子，门前有一个竹牌坊，上面有五个“福”字，他们就戏称为“五福堂”。杨振声是堂主，大家都叫他杨大哥。然后是沈（从文）二哥，萧乾是三哥，杨振声的大儿子是四哥，沈从文的内弟张寰和是五哥。一群人打破了辈份，平等自由，其乐融融。萧乾平时去武汉大学图书馆选教材，写讲解，遇到拉警报，就跑到附近小树林躲空袭。

暂时的喘息并没有持续多久，前线又传来南口、保定、石家庄被日军攻陷的消息，一批批伤兵接连运抵武汉。萧乾、杨振声、沈从文等打起行装，告别凌叔华、陈西滢夫妇，从武汉去长沙、又由长沙转到湘西沅陵沈从文大哥沈云六的家。

在这期间，陈西滢听说父亲被日军飞机轰炸亡故，便冒险回了一趟无锡老家，陈西滢的弟妹均在外读书，他只得把母亲和大姐接到珞珈山居住。母亲和大姐信奉佛教，便在家里摆起了灵堂，每天吃斋念佛，为死者祈福。凌叔华本就对陈家印象不好，此刻朝夕相处，亦无共同语言，她倍受折磨，只让女儿小滢中间跑来跑去，由陈西滢去照顾她们。

一九三八年四月，英国小说家克里斯朵夫·衣修午德和诗人W·H·奥登来造访武汉大学，凌叔华也参加了武大为他们举行的茶会。他们是为撰写一本中日战争的书来中国，尽管大家为战事“忧心忡忡、情绪暗淡”，然而凌叔华还是努力表现出了应有的镇定。她将自己绘制的扇面赠送给他们，上面不仅有淡雅的东湖风景，还题写了有关抗战的诗句：“正当举国同奋起，惊叹走笔忘吾哀”。她还为弗吉尼亚·伍尔夫准备了一份礼物，装在一只精巧的小盒子里，“衬垫上是一颗象牙雕成的头颅”，请他们回去代为转交，因为他们都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子里的友人。

二

在国民党首府南京被困之时，从北方彻退下来的伤病员，也大量的聚集来武汉。面对当前抗日形势，宣传抗日救亡，唤起全民抗战意识，鼓励前线士兵英勇杀敌，成为全民不可或缺的工作和义务。武汉大学师生也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分批分期去慰劳武汉三镇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凌叔华也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她与苏雪林选了一个平日慰劳人员去得少的汉阳。一打听，汉阳的伤兵医院不在汉阳的市中心，而是在汉阳南边靠长江边上的鹦鹅洲，总名称为第十五伤兵医院。

早上八时，她与苏雪林等十人从武昌渡江到汉阳，在那里雇了两条小船，装上两挑子慰问品便开船了。

走了一刻钟，她们才发现船并不是在江里走，而是在漫了水的陆地上走。凌叔华骋目环顾，到处一片汪洋，在浮出水面的房屋顶上，一丛丛树梢露在空中，远远望去，像一丛丛水草。就在这时，天上下起了霏霏细雨，即使打开雨伞，也不能完全遮住身体。已是十